文章摘录如下：

改 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加，中国政府大量投入科研(包括各类大学和研究所)。这种科研投入自然是为了未来的发 展。尽管可持续发展包含有很多方面的意义，但科研投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历史上看，技术和新知识的突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不是其他因素所 能比拟的。

政府的投入已经产生了一 系列积极的效应。中国研究者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暴增，他们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也有很快的增加。中国在一些领域的研究也走在 了世界的前列。在任何国家，国家的投入要取得一些方面的突破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要取得知识领域的全面进步并不容易。

但 总体上来说，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仍然处于底端。就是说，中国知识产品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附加值非常低。前不久，一些专家从中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考察后感 叹道，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如此之多、他们所写的研究文章如此之多，都是世界上所罕见的，但可惜的是，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重复地做低层次的简单的研究工作。

这个现象非常重要。中国所生产的知识大多是对人家现有知识的重复和复述，附加值非常之低。如果工业品需要升级，就是说要提升附加值，那么知识界也是一样。

如果不能有效提升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的附加值，那么中国的科研就很难得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进步。这种情形不仅会成为中国各方面发展的阻碍，而且国家本身也很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研究体制和政策阻碍因素

那 么中国的知识附加值为什么那么低？或者说，过去很低，但现在仍然得不到提升呢？到底有哪些因素阻碍着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追求高附加值呢？又如何革除这些阻 碍因素呢？很显然，并不存在着单一因素，有很多因素通过不同途径影响着中国的科研领域。这同时也说明改革是一件综合的艰苦的事情。

有很多因素，但归纳一下，不外是研究体制和政策两大类。首先看中国的研究体制。在西方，各国的大学都会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中国上世纪90年代在讨论如何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有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和教学型的设想。但是，后来实行的教改则是和这个设想背道而驰的。

在 大学的合并风中，很多教学型的大学被合并和强行提升为研究型大学。大学合并风的原则是让优秀的大学合并一般型的大学，因为这给被合并者提供动力。但合并以 后，对各校的科研体制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很多原来在一般型大学的人本来就不具备科研素质，但现在被迫写文章，因为他们必须符合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在这种 压力下，尽管论文数量上去了，但毫无质量可言。

毫无理性的评审制度更是给研究人员增加了无穷的压力。中国学术评审制度的恶劣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在种种由官僚或者学术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的压力下，中国的大多研究人员和学者是在“写”文章，而非在作任何有意义的研究和思考。

而“写”的过程，则往往容易地演变成了“抄袭”的过程。抄外国学者的，也有本国学者互相抄的，有学生抄老师的，还有老师抄学生的，无奇不有。很显然，写文章、抄文章是没有任何附加值的。

学术组织泛行政化

学术组织的泛行政化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中国是用行政来组织学校和科研机构的，这在世界上很少见。

学校和科研组织本来应当是最扁平的，但在中国，它们和政治组织一样具有等级性。包括校长和研究所所长的所有职位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泛行政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首先是人们所说的“武大郎开店”的情况。这里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是行政级别，任用校长和所长的最大的考虑就不会是他们的学术或者专业水平，而是他们的政治和行政经验。而非常低或者较低的学术和专业水平，又进一步阻碍他们录用高水平的教员。

这样就出现了社会上人们所说的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授和三流的校长的情况。

所以，尽管领导高层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但到了具体的单位，对人才则表现出巨大的排斥性。在这种情况下，人才的录用对各大学来说还是阻碍重重。这是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很难吸收到高层次人才的一个主要原因。

泛行政化也影响人才的专业精神。要追求高的知识附加值，专业精神是一切。道理很简单，所有的知识附加值来自于专业。在中国的体制中，一个人所能掌握或者所能分配到的资源与其行政级别紧密相关。

为了引进人才，有关部门一定会给引进的人才一个行政职务。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因为有了行政级别，得到这个行政职务的人才就必须要大量卷入行政事务，消耗掉其大部分研究时间，很多甚至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

第二，也是因为这个行政级别，这个人才也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意识，也就是说，其科研必须受政治的影响。没有独立的思考，知识附加值的提升就变的不可能。

院士制度也在“寻租”

专 业职称的“寻租”也阻碍着知识附加值的提升。院士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院士制度的本意就是要为知识精英(那些处于知识附加值高端的研究者)一个良好的 研究环境。但在院士选举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说，正式规则已经不发生任何作用，真正主导、院士选举的是潜规则。

在潜规则主宰下，院士的选举重点不再是知识和可能的学术贡献，而是金钱和物质利益。每次院士选举，各高校和研究所都会做各种各样的资源动员来在争取自己的人被选为院士。

很多年里，这种动员甚至已经延伸到各省市地方领导，他们也会全力动员各方面的资源为本省争取院士名额。当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院士，而是和院士关联着的经济利益。

科 研经费分配过程中权力的介入，也使得中国的科研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在任何国家，国家科研经费是国家提升知识附加值和知识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科研经 费的分配方面，再也没有比专业精神更重要的了，因为只有专业人员才懂得一个知识领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知道应该把经费用在何处。

科研经费分配出了问题，对科研结果评审和验收更是经常变成不言自明的腐败游戏。实际上，科研经费分配的过程已经决定了不可能对科研结果进行评审和验收的了。

从申请经费到使用经费，这里的中心自始至终都是经济利益，而非知识。在这个角度上说，国家科研经费制度在知识附加值的提升方面是失败的。

中国提出科教兴国已经很多很多年了。科研体制不作彻底的改革，科教兴国就会只能作为梦想而存在。(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作为剩女的我和她，似乎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我们的父母，却陷入了极度的恐慌，面对我们这些大龄女青年，就像面对世界末日一样。

小P的母亲去年来温哥华探亲，老太太发挥了超强的外交手段，短短半年内就和她住的小区内的华人老太太们混得相当熟，然后就积极地替女儿寻找合适的相亲人选。小P的相亲时代就此来临。

相亲一：某男(年龄34岁，身高约等于1米58)

碍于介绍人的面子，小P在得知他只有1米58的情况下，也勉强答应前往，权当多认识一个朋友了。

这 个某男，个子不高，口气可不小，和小P见面后，因为在个头上已经先输给了小P，所以极力想在语言上争回点优势，于是就他一个人口沫横飞地说自己如何如何了 得。当时他约了小P在一个咖啡厅见，自己点了杯卡布其诺，喝得嘴角边一圈都是白沫沫，他也不擦，仍然在小P面前大谈他的威风史，小P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

相亲结束，双方都不再找对方了，虽然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相亲二：某男(年龄同上，身高不详，体形滚圆)

这 次相亲完全是一次意外收获。小P帮一女子介绍了个男孩，做为报答，那个女子决定给小P也介绍一个。其实该女子要介绍的这个男人，是别人曾经介绍给她的，只 是男方没有看上她，不过两人还是成为了朋友。该女子在小P面前把那男子夸得天上有，地下无，优秀得不能再优秀了，而且他从事的职业还和小P从事的职业一 样。

女子推销式的介绍，果然起了效果，小P对这个某男突然很感兴趣，她还真想见识一下为什么这么优秀的男人至今还未娶妻。于是她决定前往相亲。在相亲的前一晚，小P对我说，好紧张呀，感觉好像要去面试似的。面对一个同行业内如此优秀的男人，怎么能不让小P紧张呢。

第 二天一早，小P如约来到见面的地方，当她走进去的时候，发现一个滚圆的男人从她面前滑过。她并没往心里去，因为那位女子对她说过，那个优秀的某男身高一米 八，仪表堂堂，小P自然不会把他和眼前这个人挂上钩了。于是她放眼望去，餐厅里的华人男性只有刚才从眼前滑过的不明“物体”。小P心想，或许是迟到了吧。 于是她找个位置坐下，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有人出现。这时她的手机响起，她看到那个滚圆的男人正在打电话，于是她断定那个优秀男应该就是眼前的滚圆男。她走 过去，经确认，她等的“优秀男”就是他。

这回小P开始一改往日的沉默，一直向“优秀男”推销自己的生财之道。小P满怀激情地讲完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后，“优秀男”淡淡地说了句：如果你不出国的话，已经是个富婆了。

相 亲结束，“优秀男”借口要买东西，准备和小P说再见。小P说正好我也要去拿车，我们同路。“优秀男”听到“车”一字，两眼立刻发光，情绪马上高涨了起来。 他亲切地说：这么近你还开车来呀？小P老实回答：我是骑单车来的。“优秀男”大失所望，不过仍未死心，执意要送小P去取车，毕竟国外骑车也是一种时尚，说 不定小P骑的还是限量版的宝马自行车呢。他陪同小P走到单车停放处，看了看眼前的这辆单车，最后说了一句：你的单车……也太破了吧？小P自豪地对他说： 嗯，20块钱买的。然后打开车锁，骑车离去……不用说，故事的结尾自然是两人再也没有联系了。

有人说，剩女剩下的原因有几个，一是挑，挑来挑去，结果把自己挑剩下了。二是被挑，怎么也没被挑中，结果剩下了。三是不挑，根本没仔细想这回事，就已经错过了挑和被挑的时机……我想我和小P可能就属于第三种情况吧。

不 管你盖了多少高楼大厦，也不管你登了多少世界高峰，可是在老百姓看来，你的心灵就是高不过一座坟头！你说这是不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但这还不算是真正让人 悲哀的。你想想，多少中国人流了多少血汗，污染了多少环境，才生产出来的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就这样不但动辄被贸易制裁，还永远得不到人家的尊重。更悲哀 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内需市场在这30年来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几个企业，不要说没有几个真正让世界尊敬的，就连让我们中国人自己心服口服的也没几 个。最悲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家很少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悲哀有多少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魔咒呢？

这 几年来，我奔赴大江南北，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讲授行业发展战略和企业战略案例。听过我演讲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何止成千上万！我期望透过国际成功企业的案 例，来改变国内企业家朋友们的浮躁和投机取巧的心态和僵化的思维模式，期望我们的企业家们能够回到企业经营的基本面来。可是几年下来，我非常失望！在互动 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朋友提出的问题，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很多人听过我的演讲不下十次。看来我的案例演讲也很难能够改变我们企业家朋友僵化的思维方 式。这不得不经常让我静下来思考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朋友，受我演讲的影响，改变了浮躁和投机取巧的心态，企业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 就。

我感觉，似乎有一种“文化魔咒”附 身在我们的每个国人身上。就像魔咒一样，去掉也不是，不去掉也不是。之所以称为“文化魔咒”，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一面表象为“大爱”，另一面又表象为“浮 躁、投机取巧的心态和僵化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文化固有的劣根性。这是“一体两面”的魔咒，左右着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最令人有魔咒感的是，我们的“大爱 ”文化，是“潜藏”的，我们的国人从来不懂也不会表达我们的“大爱”文化，所谓有“文化”的张艺谋们都是如此，把奥运会的开幕式搞得那么没有“大爱”的文 化，更何况普通的百姓们！我们的大爱文化，只有在民族遇到大灾大难时才会迸发出来，四川汶川大地震就是明显的案例。我们的大爱文化能够随时随地表现之时， 就是中华民族真正腾飞之日！

我认为，我 们大爱文化的潜藏性和我们文化固有的劣根性，正是谋杀我们经济的幕后黑手！这不是危言�听，这是附身在每个国人身上的魔咒！我们必须打破这个魔咒，让 我们的大爱不在潜藏，让我们文化的劣根性不在成为我们思维的习惯，我们的经济才有救，国家才有希望。这就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准确地说，作为金融学家 的思考！我希望通过本书，用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语言，把这些思考展现给各位读者，让我们的读者跳出文化魔咒，不再茫然！

2.文化魔咒根深蒂固

这 些植入每个中国人文化层面的劣根性包括三种: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而这些劣根性导致了中国企业的盲目做大做强，其手法就是投机取巧的收购兼并，但是 由于思想僵化的结果，我们会发现这些被文化诅咒的劣根性百年来还是没有太大长进。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带领大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的劣根性对于我国 企业甚至高科技发展的冲击。

我和大家一 起分析中华文化的四个茫然表现:第一就是中国人就知道茫然地赚钱，为了赚钱可以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第二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茫然的自闭，对外面的世 界缺少真正的理解，好不容易有所了解也只是浮躁地停留在表面；这样就导致第三个茫然，即我们也很少明白别人如何来看我们，我们通常只是茫然地关注其看法， 而不去思考这些看法背后的根源在哪里；第四，更可悲的是，与别人对我们的了解相比，我们对自己的缺点是茫然的，缺乏深刻的认知和反省。

既然说是中华文化的诅咒，那么这三种劣根性及四种茫然就不是只 有今天的中国人才有的。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缺少对自己缺点的深刻批判和反省，才使得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对中国古代商帮有一种普遍的错觉----晋商 是金融楷模，徽商是内贸模范，浙商和粤商是外贸鼻祖。更普遍的错觉就是对胡雪岩的崇拜，事实上大家了解的或许只有他早期的一时煊赫，却并不知道他后期因为 中华文化的投机取巧而导致彻底的失败。

你如今的所做所想，有多少是来自你已经默然接受的中华文化？我们说具体一点，想想你心目中的诸葛亮，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诸葛亮足智多谋呢？”或者我换个问法:“你是不是也觉得诸葛亮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只 要你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你的答案肯定都是:“是，当然是，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的，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然而你可能并没意识到，这恰恰 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东风没有借到，东吴数万将士的生命将置于何处？你想一想，这是什么事件呢，标准的小概率 事件！一场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战役却系成败于小概率事件，请问这是什么心态？同样，诸葛亮在空城计里是不是也心怀这种以小搏大的小概率心态？这种小概率事件 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四两拨千斤”、“杀鸡焉用牛刀”这种投机取巧的心态。请读者想一想，中华文化为什么不崇拜“千斤拨四两”这样拥有必胜把 握的心态呢？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要命 的、也是最悲哀的，就是浮躁！中国人崇拜悲剧英雄，例如岳飞、屈原等等，就是浮躁的表现。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崇拜悲剧英雄就只是看他们表面的悲壮，正所 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是我们的文化却不去深究这些悲剧英雄失败的真正原因，其结果就是造成我们只看表面现象，不研究真正的本质原因的 恶质文化传承。例如我们经常说的“失败乃成功之母”，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我们会盲目地相信表面上的失败加失败加失败竟然会等于成功，而不去研究每一次失 败的本质原因。你平时有这种心理可能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浮躁这种心态如果放在企业家身上会导致什么？就是喜欢盲目地做大做强。我经常 说，我们的企业家只要做到一定的规模，就会产生进入世界500强的病态心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投机取巧，例如TCL收购汤姆逊，联想 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就是这两种病态心理的体现！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摧毁股东价值，并且这样的事例不是偶尔发生一次两次，而是反复重演。我们的 企业家乐此不疲，投机到底。这种病态心理就是在你崇拜悲剧英雄和相信空城计的一刹那进入你的灵魂的；就是在你欣赏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赤壁的那一刻，成为你永 远也跳不出来的僵化思维的一部分的。

3.中国高科技的文化魔咒

类 似的文化问题也严重影响着我国高科技的发展。以联想为例，联想在2004年之前浮躁地想要进入世界500强，而其手法就是投机取巧地搞IT服务、手机、互 联网；到了2004年，这些战略几乎全都一败涂地，于是联想又开始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而到了2009年1月6日再次陷入困境。我觉得最有趣的就 是，联想在这种困境之下又在押宝！2008年柳传志说要搞服务器，到现在也没有见到什么真正的起色，2009年又押宝中小企业市场、押宝超级计算机、押宝 服务器、押宝1500家体验店、押宝时尚计算机、押宝上网本。任谁都会发现，这家企业的战略怎么这么混乱啊！

其实这些混乱的战略充分显示出，中国高科技企业特别好大喜功。 举例而言，联想在2005年就非常高调地宣布将制造出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目标就是比IBM还快10倍！这背后是什么东西在作祟？就是我们的文化崇尚的 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这种心态就是我前面所讲的浮躁，因而使得我们相信奇迹，而且崇拜奇迹。由于受到这种浮躁文化的影 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 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竟然是以“愚公移山”和“铁杵磨成针”这样非科学的僵化理念作为座右铭。

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高科技理念，我们以甲骨文公司的成功为例，谈谈如何打破中华文化的魔咒。

第 一，在西方理念中，所谓科研就是积累和传递。中国科研的特性正好相反，我们基本上都在低水平上浪费时间了，而且缺乏积累和传递。例如我们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就可怜巴巴地背九九乘法表，这就是低水平的浪费。这种低水平的浪费还包括了我们消耗了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数学和物理等学科的解题技巧，还有特重视以 解题为主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等的竞赛。此外，还有一句各位学生和家长最熟悉的低水平浪费的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绝对的胡说八 道，而且绝对是低水平的浪费时间。

第 二，在西方理念中，所谓科研就要遵守规律。我们不同，我们不尊重规律，而希望破坏规律，我们甚至以破坏规则规律为荣。举例而言，我和很多国人一样，都以破 坏规则为荣。我在2008年10月初应邀到广西梧州演讲，由于没有飞机到达那里，而开车过去需要5个小时，为了赶时间，演讲主办方派了一部警车来接我。我 坐上警车后，警笛一路鸣响，又闯红灯，又不交过路费，我心里觉得很畅快。我在破坏交通规则之余，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得意洋洋。

第 三，在西方理念中，所谓科研就是加强对错误的测试和验证。在我们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什么叫水平呢？就是做出来的事没有错误，对工作的要求也是这样的。我们 为什么有这种追求完美的思维呢？我想可能与我们从小到大每次考试都追求100分的心态有着直接关系。甚至孩子考了98分，爸妈还不一定满意，因为没拿到 100分，因为只有100分才完美。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加强对错误的测试与验证过程就被视为一种资源浪费，因为既然没错误，就不要测试与验证了吧。而在 西方理念中，完成的工作必定有错误，而且，高科技含量越大，错误也就越多，这不是有无水平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是成功的必然保 证。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接受错误的思维呢？我想很可能与西方的考试制度不同有关，基本上西方是以曲线打分，只要你在全班位于前30%，你就是A，虽然你考试 犯了很多错误，但你相对上仍然是最好的。因此西方人勇于接受错误的思维远远高于我们，这种思维表现在科研上就形成了西方重视测试改正错误，而中国人不重视 测试。

第四，在西方理念中，失败就是控制和管理的失误。这种心态在我们的企业里是不可想象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我们有这种思维，因此失败可以不被追究责任；而在西方理念中，就不这么看，失败必然是控制或管理失误，是要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