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青年坠楼 朋友边哭边骂》，10月31日，在北京某报的社会类新闻版面的小角落里，出现了这样一条毫不起眼的新闻，新闻事件的主角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女青年”，而就在几个小时之后，这个“女青年”才被人发现正是曾在歌坛红极一时的女歌手陈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难受的事实。对那家报社而言，他们错过了一条绝对的独家新闻，而对于陈琳乃至老一代的流行歌手而言，不得不说是一个天大的悲哀。

　 　陈琳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一直在为新发行的EP做筹备工作，她和老公张超峰及几位好友还当起背包族去海拉尔、云南等地采风。 不过，等待事业重新复苏的陈琳却并没有那么好命，陈琳身边的好友称“EP并没有媒体看好，加之唱片上架后，销量并不乐观，好像说只卖出了数百张碟。”她曾 向朋友透露，想要解散音乐工作室，干脆去生孩子。她的朋友江小鱼分析说，“陈琳活得非常矛盾，她在心里对未来有期望，但是现实却让她感到无助和冷漠。”

　　今年5月，她在博客中上传了两张自己掩面哭泣的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不是说想干嘛就干嘛吗？那先让我哭一场吧。

　 　2008是中国流行音乐被回顾得最多的一年，因为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契机，让许多几乎已被淡忘的歌手名字又重新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里，伴随着无数人 对那个黄金时代和青春年少的留恋，再度泛起涟漪。回顾完毕，2008年翻了过去，2009年，大家继续热闹地看快女，痴心的粉丝们继续抱成团。他们，又回 到了自己的小角落。

　　直到她的纵身一跳，我们这才发现：现实比想像残酷得多，而对于这些成名后又过了气的歌手来说，则更加残酷。林语堂 说：但凡看似偶然的巧合，其实都是宿命的必然。许多的时代变迁，也都有引发或标志它的某个事件。在陈琳的个人悲剧之后，哀伤地昭示着的，其实是整整一代 “唱片歌手”黄金年华的终结。

　　唱片已死

　　全部收入

　　抵不过一场商演

　　在那个跳楼的晚上，“选秀教母”龙丹妮提到了自己离开天娱、转行做新媒体的原因之一：“唱片已经死掉了，不过是歌手的衍生产品。”几乎人人都知道，现在做唱片已经挣不到钱了。虽然歌手们依然会被习惯性地问：“什么时候推出新专辑？”

　 　不知道有多少人意识到：如今“出专辑”这三个字已经和卖唱片没太大关系了，只不过是歌手们发表新作品的一种方式，告诉大家这些歌是他们唱的。如果某一首 歌走红了，也几乎不会有谁知道它来自哪张专辑或EP，只会记住歌名，然后去网上搜索、免费下载，放进自己的MP3里，高高兴兴地听，不花一分钱。

　　太合麦田唱片的老总宋柯也承认：目前歌手们挣钱基本上不是靠发行唱片，“对于那些一线歌手来说，商演和广告代言的收入与卖唱片的收入相比，后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为了让这个概念更加容易理解，宋柯这样总结道：“这么说吧，现在一个歌手进行一场演出的收入，就比他卖一张唱片的全部收入还高。”

　　也许，正是因为如今唱片业的萧条，才让许多人加倍怀念过去的繁荣———1993年，崔健的 第一个演出经纪人王晓京正式涉足音乐圈，策划、监制了录音带《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与《摇滚北京》，陈琳当年正是凭着那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红 遍了大江南北。 至于《摇滚北京》，则是无数摇滚青年们的热血记忆，收录了包括轮回、指南针、黑豹、眼镜蛇等乐队的当红之作。“那两张专辑我投了20多万，一共拿回来保底 数25万，单陈琳那张才6万。”在王晓京的回忆里，当时的唱片市场就是如此不规范。然而，这并不影响歌迷的热情———“这两张专辑最少卖了上千万张。上世 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可以说是这些唱片歌手的黄金年代。”宋柯也说，当年像王杰、崔健这样的大牌歌手，一张专辑卖个上百万盒磁带是很正常的，“但当时盗版也很厉害，歌手和公司最后挣不了多少钱。”

　　网络灾难

　　免费下载

　　宣判了唱片的死刑

　　尽管如此，当时这些盗版对唱片业“黄金一代”歌手而言，并没有构成太大影响，应接不暇的演出给他们带来了滚滚收入。1994年凭《大中国》而红遍大江南北的高枫，一场商演的收入是3万元，毛阿敏也差不多，最高的是崔健，15万。而在当时，中国大众的平均工资不过区区几百元。

　 　著名乐评人金兆钧认为：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后，中国流行音乐便走入了另一个时代。“无论是作品还是歌手，已经很少出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 代中期那样集体出场的状态了。”与此同时，“日流”和“韩流”日益兴盛，更年轻的“80后”开始成为流行音乐的主要消费群体，他们大部分的童年期是在日本 动画、漫画和游戏的熏陶下度过的。金兆钧说：“这种情况越接近世纪末就越明显，这使得无论是音乐人自身还是乐评人都越来越难以应付。这个由年龄决定的代沟 现象在歌坛上更是显得格外明显，几乎可以说是三年一代人。”

　　金兆钧提到的集体出场的一代歌手，便是1994年前后涌现出的陈琳、郑钧、老狼、林依轮、高林生、谢东等人。他们被称为“94新生代”，也就是中国内地唱片业“黄金一代”的中坚力量。当时，他们被寄予了中国乐坛改朝换代、承上启下的厚望。

　　然而，在最初的新鲜热烈之后，七年之痒伴很快随着网络的兴起到来了。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流行音乐，有两个关键词：网络和选秀。1997年，音乐人陈哲即建立了第一家音乐网站，到2000年，全国已有各类音乐网站数百家。2001年，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在网络上一炮走红，成为歌坛特大新闻。从此，众多歌手发现了一条成名的新路。2004年，《老鼠爱大米》《丁香花》《两只蝴蝶》相继走红，网络歌曲迅速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化现象，刀郎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以说是网络宣判了唱片的死刑。”王晓京说，“不少网民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从网上下载什么都应该是免费的，连音乐也不例外。”

　　中年危机

　　选秀一夜成名，

　　老一代歌手尴尬转身

　 　唱片的敌人显然不止一个，跟着便是铺天盖地的选秀，这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内地娱乐圈运转模式的风暴，虽然到头来并没有成功造就出几个真正的超级明星， 但却极大地将人们的视线从传统歌手身上转移开了，并加速了他们的过气。2004年，正好距离“94新生代”崛起过去了整整十年。湖南卫视举办了第一届“超级女声”比赛，坐在评委席上的常宽，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帮娃娃们日后会把他和他的同时代歌手搞得那么尴尬。

　　“张含韵夺得2004年超女季军时才15岁，15岁是什么概念！包括陈琳在内的那批老歌手在上世纪90年代成名，虽然有很多人是因为一首歌而唱红了，但在那之前，他们都已经努力了很久、积累了很久。”王晓京说，“可是这些超女快男们，是真正的一夜成名，短短几个月时间就从默默无闻变成了粉丝簇拥，而他们本人却连最基本的演艺从业经验都没有。”

　　除了高人气和善于制造各种话题之外，选秀明星们拥有的最大资本便是年轻。年轻代表着无限的可能。而与此同时，那些在成名前已经年纪不小的“黄金一代”们，却正在步入自己的中年。

　 　他们开始老了。即使身为名人，也不得不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遭遇“中年危机”。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面对来自这批生猛新人的挑战。虽然从来都没人正面承认 过，但据圈内知情人透露，不少老一代歌手都曾气愤地骂过这批选秀明星，恨他们抢夺了自己的饭碗以及风头。面对残酷的现实，很多老一代歌手选择了转型。 1993年，林依轮推出专辑《爱情鸟》时，大街小巷的人都唱着“我的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渐渐地，他开始系上围裙，主持美食节目了，而在主持之余，他也参 演了一些影视剧或音乐剧。2009年7月，林依轮还在成都的锦城艺术宫出演了音乐剧《I Love You》；曾因《阿莲》而走红的戴军和李静一起火了一阵子，不是因为唱歌，而是因为做主持，他目前的称谓也早已从歌手变成了“知名主持人”；唱《大哥，你好吗》的甘萍嫁给了球员黎兵，再也没有复出过。更多的歌手选择了慢慢下降：从大型城市的晚会唱到中型城市，然后是小城镇。

　　也许，在一些整日为生活奔波的中年人的房间、书柜、抽屉的某个角落里，还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他们年少时最爱的磁带。那里，还有“黄金一代”歌手的一个小角落。

作为“人类的良心”，1975年著名的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萨 哈罗夫的原则是，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做臣民”。这一点上，不要说中国的科学家，即使中国那些所谓最有个性、最有思想的公共 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做臣民，做一个所谓清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这注定了钱学森成不了中国的萨哈洛夫。

前苏联另一位著名的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这样评价萨哈罗夫：“在苏联那成堆成堆的腐败、重私利、毫无原则的知识份子中”，萨哈罗夫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萨哈罗夫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知识份子家庭，他没有在社会底层成长的经验，也并不了解多少普通人的艰辛，过于顺利舒适的生活使萨哈罗夫在青年时期脱离现实，认识不到前苏联极权主义的残酷真相。

但 是，现实里的三个残酷事件很快就使萨哈罗夫开始沉思。第一件事是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核武器秘密试验场是由政治犯修筑的，这些政治犯曾经暴动，斯大林的亲 信贝利亚带领军队来**，把他们全部处决。第二件事是萨哈罗夫亲眼看到一队队的犯人在试验地做苦力。第三件事是他的氢弹试验导致很多平民死亡和伤残，于 是，一次试验前，他判断会有一万人因此伤亡，就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说，“这种试验毫无意义，它只是毫无理由地杀人。”这位当时的苏共一把手说他会下令推迟试 验，但第二天核试验照样进行了。

萨哈罗 夫为此哭了一场。他在自传中说，“这件事之后，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周围决裂。”萨哈罗夫认识到，作为真正科学家追求的是同情（关爱）、自由、真 实。正是这种跟周围决裂的勇气和实践，使萨哈罗夫成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萨哈罗夫像奥维尔等所有先驱般的优秀知识份子一样，当发现他们原来所信仰的“ 理论”和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现实发生冲突时，当意识形态和人本身（价值）发生矛盾时，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真实和人本身这一边。这一点，对于中国的科学家和 知识分子尤其重要。而正是对人道认识的缺失和没有坚持，使本来应该更迷惘和悲哀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更容易在专制体制下失去自我、日益倦怠和满足。

萨哈罗夫将思想付之行动，很快，他就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付出了代价。

1964年，萨哈罗夫联合了另外24名俄国知名艺术家和知识份子写信给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警告”他不要恢复斯大林的名誉。这封公开信的最显眼之处是“警告”。

1968年，萨哈罗夫把一篇题为“进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识份子的自由”的文章偷送到美国，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这篇文章被研究者称为“苏联极权制度的判决书”，它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多元、人道的社会。这篇文章在第二年底就在全球复印、流传有一千八百万份。

萨 哈罗夫立刻为此付出代价，他被从核子研究机构开除了。党报开始批判诋毁他，包括一些物理学家在内的俄国知识人，也纷纷指责他是叛徒，是“犹大”，是“西方 在苏联试验室中的老鼠”。赫鲁晓夫指责他“把鼻子伸向不该去的地方”，秘密警察头子安德罗波夫把他定性为“第一号公开的敌人”。萨哈罗夫曾两次绝食抗议， 克格勃们把他送进医院，强行灌食。还有报道说，秘密警察给他用了改变脑子（思维）的药物。

1979 年，当苏军进入阿富汗时，萨哈罗夫公开出来谴责这是侵略。在当时苏联知识界和民众都对苏军的行动持强烈、近乎狂热的爱国主义立场时，萨哈罗夫在这片“爱国 者” 的汪洋大海中，像一叶孤舟，独力而倔强地站在“人”的立场为阿富汗讲话。在萨哈罗夫的人生字典中，自由高於民族，个体（价值）大於国家，或者说真理大於爱 国。而在这一点上，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以至中国人所缺失的。大多数时候，只要以祖国的名义，即使叫中国知识分子以至中国人去做狗或者跟魔鬼签约，他们也会自 以为高尚无比，全没有认识到这种丧失人性的行为正是对祖国和人类的最大背叛！

所以说萨哈罗夫是持不同政见者的榜样则在于，每个持不同政见者都应该坚持和坚守的最起码底线是人类的良知，而不是其他任何形而上的东西。

回 想当年亚特兰大申办1996年奥运，按理说，奥运百年庆典理所当然应该在奥运的发祥地雅典举办。可是，当时仅仅因为某些赞助商包括可口可乐公司发出的“威 ”辞，如若不在亚特兰大举办，那么它们就考虑退出赞助。奥运会靠什么呀，那是靠钱撑着的。没有了大主顾，谁来撑这台戏？所以亚特兰大如愿以偿，最后奥运百 年盛典还是落在了财大气粗的美国。姑且不说它是否真正带动了美国南方的经济发展，单说那时的美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气势，就让人望而生畏。再看看今天，美 国经济走入低谷，而世界经济也不再是一枝独秀。在股市上被荣称为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的中国巴西等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正渐渐从配角往主角的行列靠拢。真是由衷地感慨，美国昔日的风光哪里去了？

前 一阵子，耶鲁大学前校长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大放厥词，从这种猛烈的抨击中，我却隐隐地感到美国人对于美国教育生发的“危机感”。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是中国教育 的产物，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对于两种教育体制的利弊，应该说有切身的体会。我不敢恭维中国的高等教育，它确实有着自身的弊端。然而，我也绝不敢恭维 美国的教育，尤其是它的初等教育。看看我们的孩子，每天去学校都学了些什么。我们哪个父母不是既要做爸爸妈妈，又要做孩子的老师呢？难怪国内来美访问的朋 友大为感叹，看你们活得真累，居然还得给孩子看作业，那老师是干嘛吃的。这就是美国的老师，这就是美国所谓的启发式教育。美国的教育是解放了老师，轻松了 孩子，累死了家长。其结果必然是恶性循环，老子精英儿好汉，老子文盲儿无能。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生在父母文化层次不高的家庭，又能指望上父母什么呢？

有 人说中国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我倒觉得，中国的教育不过是培养了一批批普通劳动者，而这正是教育所应肩负的基本职责。“大师”和“精英”不是什么教育能够 培养出来的。比尔盖茨从哈佛肄业，不是照样创办了独一无二的微软。有人甚至想要研究一下爱伊斯坦的脑子，看看到底是什么物质基础成就了这位天才。美国的初 等教育连培养普通劳动者的目的都难以达到。如果没有父母在这边费劲拔力，那么，十二年下来，孩子会成个什么“人才”还真得打个问号。

想 想看，如果美国教育很成功的话，也就不必要引进这么多IT 人材。没有谁天生就长了数理脑袋，中国人和印度人多半擅长数理，那是经过千锤百炼教育的结果。而美国的教育恰恰缺乏这种苦练的精神。难怪连奥巴马总统都感 到焦虑，美国的教育如不迎头赶上，被中国人和印度人赶超那是指日可待。

再 来说说美国的自由贸易与经济模式。曾经应邀参加一个公司内部的电话培训会议，受训者是远在印度的公司员工。会议期间，令人发笑的是，几位印度老兄讲的英语 使电话这边的人面面相觑，没几个听得懂的。既听不懂他们到底哪有问题，又如何培训呢？幸好主持者是MBA出身，且从事贸易工作多年，最后他便无奈地当起了 翻译。公司肯花这么大力气来培训印度员工，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企图降低成本，从而争取最大的利润。有些美国员工自嘲地说：“等把他们教会了，我们也该回家 了。”前不久听几位在制药公司工作的朋友议论，他们公司已经准备把研发中心移到中国或印度去，这遭到了来自公司中层的强烈反对。看看今天的美国，还能生产 什么呢？把加工厂搬到了中国，把服务业搬到了印度，那么美国人干什么呢？全去作老板吗？作谁的老板？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资本家为了追求最高利润而 无所不为。国家对于这些企业又有多少有效的干预手段呢？最终谁又是这种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呢？

看 看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应该说真正的腾飞就是这十年。其深层原因与中国加入世贸是断然分不开的。无论是邓大师的“韬光养晦”，还是江总的“扪心发大财 ”，那么多年的忍辱负重，换来的入世，今天看来是值得的。加入世贸就意味着和人家在同一个圈子里玩游戏，大家必然要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中国不必再为取得 美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而煞费苦心，有什么比赚外国人的钱来得更快呢？自家锅里搅勺子，所谓的“自力更生”，能生出什么幸福生活呢？看看中美之间年年递增的 贸易逆差，也就明白了中国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国力去摆排场，搞庆典，那点钱不过是九牛一毛。遥想当年由朱镕基牵头，吴仪挂帅的中美知识产权贸易谈判，这 是入世谈判的“第一枪”。当时中方做出来多少让步与妥协。吴仪也因此被一些人骂成“卖国贼”。如果没有那时的“卖国”，哪里会有今天的十月金秋。

正 如《时代》周刊有文章分析的那样，中美之间的贸易模式，即中国制造，美国买单，中国人借钱给美国人消费，这种模式于中国可能是最佳模式，它既解决了中国国 内的就业问题，也大幅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那么这种模式对于美国来说，它是不是一种健康的模式呢？它到底能维持多久呢？次级贷款不过是引发这场经济危机 的导火索。从经济学角度讲，这种模式迟早是要崩溃的。

这 几天看到万维网友们在热议中国六十年大庆，这里想写下最近收到的一位来自国内朋友的电邮。他是这样写的：“国庆大典，感慨万千，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 今天。”这个“我们”当然是指包括这位朋友在内的国内的“成功人士”。我深深地感到来自这些朋友的感慨是真实的而且是发自肺腑的。

我 们海外华人的感觉正如一位网友所说是“复杂”的。怎么会不复杂呢？我们的孩子，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美国是他们的故乡；我们自己，生活在美国，工作在美 国，美国是我们的家园。所以我们不愿意看到美国衰退，哪怕只是衰退的迹象。我们愿她依如昨日，风光无限。而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她是我们的祖国，对于 她的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我们在情感上会无动于衷吗？祖国的繁荣不正是我们多少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吗？

是的，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繁荣也许并不矛盾，并无冲突，但这一切都只是我们良好的祈愿。当许多美国媒体纷纷报道了中国国庆大典的盛况，好多美国网站的网民发出了“醒来吧，美国！”的呼喊。

此刻，我也真切地感到，美国真的该醒来了，再不发展，再过二十年，这世界是个什么样子，谁又能预料呢？就象奥巴马总统曾经说的，再不发展，到那时，谁是第三世界也未可知了。